党史故事 北大教授梁立基：从海外“孤儿”到民间大使
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一直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阔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拓荒六合，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力历久弥新。这儿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想文章。他们的回想，从不同的旁边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展开进程，记叙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前史，甚至我国高级教育史的宝贵史料，也为咱们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力供给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斗争的芳华宣言。
个人简介：梁立基，1927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1年进入北大学习，1954年结业后留校任教，首要从事印度尼西亚言语、文明，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我国与马来西亚文明沟通史，以及东方文学等方面的研讨。
海外血雨腥风中的青少年年代
海德格尔说过，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咱们无法挑选生于什么年代、什么国家和什么家庭，但来到世界之后，能够通过自己的尽力和斗争去改动自己的人生命运。
我是1927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一个华裔商人家庭。其时正值国难当头和民族存亡的危殆时刻，我的年少和青年是在“九一八”事故、“七七”事故、太平洋战役和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八月革新”的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我的父亲梁尚琼是一位爱国侨领，他从小就教育我：“国家兴亡，责无旁贷。”我家客厅里挂的横幅是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我在万隆中华校园念书时也遭到爱国主义教育，教师常常讲抗战的故事。我还特别喜爱唱抗战歌曲，记住每次唱《松花江上》和《八百壮士》时都会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家庭和校园教育的熏陶下，我从小就有激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决计要为振兴中华奉献自己的终身。
“七七”事故后，在荷兰殖民统治下，万隆的爱国华裔只能以赈灾的名义进行募捐来大力援助祖国的抗日战役。其时万隆树立了华裔慈悲委员会，我父亲是首要领导人之一。我也想以实际举动为抗日救国做点儿事。所以一到周末，我便去慈悲委员会的财务处收取募捐箱，沿街召唤交游行人募捐，正午募捐完后便把募捐箱交还给财务处，当面点清我当天募到的钱数，然后写上我的姓名。我感到十分欣喜和骄傲，因为这意味着我也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自己小小的奉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役迸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魔爪很快伸向东南亚。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面对战役的直接要挟，城里人纷繁迁往城外流亡。我家迁到郊区山下公路旁的一间房子，在房屋后挖了一个防空洞，一听到空袭警报声，全家人便敏捷躲到里边，蜷缩着一动不动。
不久，整个印度尼西亚便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了。万隆市沦亡不到一个月，我的家便惨遭浩劫。在一个乌黑的夜晚，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敲门声，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八面威风地闯进来，把我父亲从睡梦中叫醒抓走。第二天，咱们也被赶出家门，日本宪兵在我家大门上贴上封条，上面写着“敌产办理处封”。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是被列入“抗日分子”名单而被关进会集营的。
父亲被抓走后，起先被关在万隆郊区的监狱里，每隔两三个月家人还能够去探监。但一年后父亲便石沉大海了，家里人十分着急，整天胆战心惊，怕有意外。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位会集营的土著守兵，神奥秘秘地来到我家，本来他是受我父亲私自托付悄悄前来通风报信的。这时咱们才知道父亲的去向。本来日本人预备把会集营里的华人都送往缅泰去修“逝世铁路”，并且现已被送到海口待命动身。那时，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中现已失势，海路已被盟军封闭，所以最终去不成了。这真是上天保佑，假如然去缅泰修“逝世铁路”，父亲即便不是死于苦役，也会在铁路修成后被枪杀灭口。去不成后，他们便被押返到芝麻墟镇会集营。那位土著守兵还悄悄地告知我，假如想见到我的父亲，能够前往芝麻墟镇的某一条街边悄悄等候，太阳落山时就能够看到一支服完苦役后回会集营的部队通过那里，但千万不要被日本兵发现，会没命的。
其时我才十多岁，决计要去看父亲一眼，便一人骑自行车到芝麻墟镇上的那条街。我躲在街边一家华人的小店肆里等候。快天亮时，我看到一支回会集营的执役部队拖着极度疲倦的脚步慢慢地走过来，因为隔着玻璃窗看不清楚，便不由地跑出去，站在马路边细心张望从眼前走过的每一个人。我总算发现了父亲，他也看到我了，咱们俩四目相视，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无法表述。这时，日本守兵发现了我，上来便给我两记大耳光。店老板看到状况危殆，便匆促跑出来，一边伪装对我怒斥大骂，一边把我拽回店肆，就这样把我从日本兵的刺刀下救出来了。我毕生忘不了那一次的遭受和店老板的救命之恩。50年后，我到印度尼西亚参与学术研讨会，特意去了芝麻墟镇旧地重游，想对当年救过我命的店老板再次当面称谢。惋惜，现已触景生情。
在日军占据的三年多时刻里，我岁月难熬，咱们一家七八口人搬进一间小小的平房挤在一同住，靠变卖家里的剩下东西和亲朋的接济，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我还在街边摆过小摊卖番笕，尽量想办法贴补家用，减轻我母亲的担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屈服，我父亲也从会集营里被释放出来了，咱们全家得以从头团圆。这时，我国在一夜之间忽然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曩昔得意忘形的荷兰人现在见到我国人也都变得文质彬彬了。我感到十分骄傲，我国人已不再是“东亚病夫”，从此能够意气昂扬了。
日本屈服两天后，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告独立，树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盟军到印度尼西亚受降的是英国戎行，荷兰殖民者树立荷印民政办理署，妄图复辟旧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公民纷繁拿起兵器，保卫刚独立的共和国，这便是1945年迸发的“八月革新”。我参与了万隆中华红十字会的救护队，以实际举动支撑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斗争。
万隆市康复安静后，校园开端复课，我也怀着夸姣的神往踏入新建的万隆华裔中学(侨中)的大门，从头过起向往已久的校园日子。侨中的三年是我人生新的起点，为我往后要走的人生路途打下了开端根底。学习之外，我喜爱各种体育锻炼，尤其是篮球，我是校正和市队的主力队员，常常参与各种竞赛。这能够说是我三年高中日子中阳光的一面。
但在同一时期，我也深深为祖国的命运感到困惑，堕入极度的苍茫中。抗战成功后，我国已成为世界“五强”之一，我满以为祖国的复兴指日可下，谁知接踵而来的是滚滚乌云。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国内物价张狂飞涨，老百姓无法日子下去；另一方面，内战迸发，国家从头堕入烽火之中。其时海外华裔对我国共产党还缺少了解，我也没有时机触摸前进组织和阅览革新书本，所以我一度堕入徘徊苦闷中，不知出路在何方。
后来，我借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才知道在我国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新。接着，我设法借到一些革新书本，第一次看到《新民主主义论》时，我就确定祖国的命运只能寄予给我国共产党。我也给自己树立了这样的信仰：我酷爱中华，也酷爱我的第二故土——印度尼西亚，我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为完结中华民族的巨大复兴而斗争毕生，一同，我也要为促进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友爱联系的展开和一起前进作出量力而行的奉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公民共和国树立时，我也上街参与庆祝游行部队，咱们边歌唱，边高呼口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轰轰烈烈的局面。那一刻，我对祖国的巨大复兴和繁荣富强充溢神往，决计结业后当即回国，为建造新我国奉献自己的终身。
人生路途的新起点
1950年侨中一结业，我便怀着报效祖国的决计，报名参与印度尼西亚归国华裔同学会，成为新我国树立后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其时世界局势很严重，我国内地已被封闭，一般邮轮不通，只需香港的邃古轮船公司还有货轮运货到天津。咱们回国决计已定，便与邃古轮船公司联络，坐上邃古轮船公司2000多吨的旧货轮从雅加达起程，穿过台湾海峡封闭线，直达天津海河码头。
抵达天津的当晚，时任市长黄敬亲身设宴招待。他告知咱们，台湾方面已派军舰预备在台湾海峡阻拦咱们，把咱们押到台湾去。在取得这个情报后，大陆当即跟香港邃古轮船公司进行交涉，要求改动航线，必定要确保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安全回到我国大陆。这时，我才想起船脱离香港的第二天一早，的确有一架侦察机一直在跟随，低空回旋扭转在咱们货轮的上空，看来是在盯梢咱们船的行程。咱们这才知道，能安全抵达天津，靠的是公民政府的维护。我深深地感遭到，曩昔被人称作“海外孤儿”的华裔，现在第一次得到祖国母亲的关心与呵护时的温暖。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动不已。在天津住了几天之后，中心公民政府华裔业务委员会派专人把咱们接到北京，预备参与全国高考。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后，咱们都忙于卸行李，有一位穿短裤的中年干部也在忙着帮咱们卸行李。那时正值盛暑，行李卸完后，有人才把满头大汗的那位中年干部介绍给咱们，本来他便是中心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同志，我心里无比感动：“啊，这便是新我国的干部呀！”
一踏上疆土的这两件事令我毕生难忘，也使我暗下决计，要为民族复兴大业奉献自己的力气。我怀着工业救国的抱负考入东北大学化学系，后来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我也乐意结业后当化学教师，培育祖国需求的化学人才。
可是人生并非一条直道，一个人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角落而改动轨道。第二年暑假，第二批印度尼西亚归侨学生来了，中心侨委让我作为侨委干部担任组织学生的住宿。此刻，正好我父亲参与第一批印度尼西亚华裔归国观光团抵达北京，侨委又让我参与招待作业。其间，我父亲看到新我国蒸蒸日上的现象大受鼓动，决计把在印度尼西亚的悉数家业卖掉，把本钱带回国参与建造新我国。在其时树立的印度尼西亚华裔投资公司，他是宣扬委员。他还把在家园新近买的70亩果园悉数无偿献给国家，他的爱国举动给我以极大的鼓动。
当我顺利完结侨委告知的使命时，校园现已开学一个多月，我回不去了。那时候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刚建交，很需求印度尼西亚语的翻译人才。所以，中心侨委主张我转学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新树立的印度尼西亚语专业。我早已树立这样的信仰：祖国的需求便是我的自愿，印度尼西亚是我的第二故土，展开我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爱联系便是我的前史使命。所以，我二话没说便怅然容许了。就这样，我告别了化学专业，走进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从此，我的终身再也不能与我国—印度尼西亚联系的展开分开了。
从言语教育进入文学文明研讨
我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度尼西亚语专业作业了几十年，献出了我的悉数芳华和精力。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教育外，我常常被借调承当招待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翻译作业。1956年苏加诺总统访华时，我参与了翻译组的作业，一同把苏加诺慷慨激昂的讲演悉数录下翻译成中文，通过电台让全国公民当天听到。之后，我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翻译和招待作业。在实践中，我知道到要深化两国公民的友谊和互相了解，除了言语作为不可或缺的沟通东西外，还需求愈加深化地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等方面的前史和现状，了解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联系史和沟通史。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我便开端侧重研讨印度尼西亚文学和我国—印度尼西亚的文明沟通史，并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后扩展到东方文学的研讨，参与并担任东方文学史有关书本的编写作业。
新我国树立初期，东语系的首要使命是为国家培育亟须的翻译人才。我作为东语系的一位年青教员，天经地义要把自己的悉数精力投放在专业言语的教育和翻译作业上。1956年，中心召唤“向科学进军”，东语系的年青教师纷繁呼应，但怎么进行科研，咱们心中没稀有，不知从何做起。作为其时的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为东语系青年教师作了屡次专题讲座。他的陈述使我恍然大悟，看到了自己的尽力方向。我一贯对文学感爱好，高中时就喜爱看中外的各种文学名著，所以，我决议以印度尼西亚文学为主攻方向。我开端学习文艺理论，拓展文学文明的常识面，许多阅览印度尼西亚的文学论著和首要文学作品，一步一步地打好根底和堆集常识，朝既定目标跨进。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东方学的威望，培育了一大批东方言语、文学、文明的教育研讨人才，我自己便是在他的以身作则下走上学术研讨路途的。作为东语系的教师，我有幸得到季羡林的直接教训和点拨，使我从单纯的言语教育逐渐走上印尼—马来文学和文明研讨的路途，后又逐渐扩大到东南亚文学和整个东方文学的研讨范畴。
1978年，国务院决议修改出书《我国大百科全书》，季羡林担任东方文学的总修改作业。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大多参与并成了东方文学各分编委的主力和主干，我自己也当了东南亚文学编写组的主编。在《我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两年多的编写进程中，季羡林常常举行编委会，直接带领编委们一起评论和研讨有关东方文学条意图各种问题，使我对东方文学的知道和爱好不断提高，并决计要把自己的专业文学研讨与东方文学研讨直接结合起来。
1979年，我国公民大学出书社活跃准备出书《外国文学简编》作为高校外国文学的根底教材。《外国文学简编》方案出“亚非部分”，在洽谈之后，其时便决议由朱维之、雷石榆老前辈和我担任主编，把全国15个高级院校从事东方文学教育和研讨的教师第一次集结在一同，一起编写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程。整个编写进程用了三年多的时刻，不光带出了我国前史上第一支东方文学的研讨部队，一同也催生了我国第一个东方文学研讨会。1983年，在乐山举行的最终定稿会上，咱们决议树立高级院校东方文学研讨会，我被选为副会长。
我还参与了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上下册的编写作业，并担任副主编。这部我国最大、最全和最威望的东方文学史巨作于1995年出书。为了大力促进我国东方文明研讨的展开，季羡林进一步拟定了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即编纂一套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明集成”。“东方文明集成”内容包括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明、前史、民族、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范畴，方案出书500种，季羡林亲身担任总主编，我担任了东南亚文学相关书本的主编。我担任和主编的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要点科研项意图《世界四大文明与东南亚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我完结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也被列入“东方文明集成”，于2003年出书，并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异效果奖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优异效果一等奖。
1965年，印度尼西亚产生“九三〇”事情。不久，我国与印尼两国便绝交。印度尼西亚语专业的教师们不知往后该做什么，对出路感到茫然。但作为教研室主任的我没有损失决心，因为从两国联系的久远展开来看，我信赖绝交仅仅暂时的现象，咱们应该为今后复交的到来做好预备作业。所以在1977年，我便树立词典组，把悉数力气调集起来编写《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用了将近十年的时刻编成，于1989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书发行。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着的效果，印度尼西亚政府开端有意改进与我国的联系。1988年，印度尼西亚举行第五届印度尼西亚言语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印度尼西亚官方五年举行一次的印度尼西亚言语最高的学术会议，约请外国闻名学者参与。我也收到了约请，成为绝交后第一位被约请参与会议并作为大会学术陈述人的我国学者。这次大会使我有时机与印度尼西亚学者、华裔社会人士直触摸摸和沟通，一同更感遭到言语和文明沟通对两边的互相沟通和了解所起的重要效果，我觉得有必要愈加尽力地培育印度尼西亚语人才与展开印度尼西亚文学文明和两国沟通史的研讨。
1990年8月8日，我国与印度尼西亚正式康复外交联系，最初来北京筹办大使馆的印度尼西亚公使第一个要找的人便是我，想从我这儿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状况。我给他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理念，还带领他观赏东南亚国家在北京开设的企业。后来他问我：“在两国绝交期间，您是否持续教课和研讨印度尼西亚的言语、文学、文明？”我说：“因为我信赖两国绝交是暂时的前史现象，总会有复交的一天，所以我从没有中止过对印度尼西亚语的教育和研讨，并且主编了《新印度尼西亚语汉语词典》并出书。”他听了很感动。后来，在把我介绍给复交后首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时，他特别说：“绝交期间在我国‘有一盏永不平息的灯’，那便是梁教授。”从此，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有重要的外事学术活动便常常约请我参与，我也乐意为促进我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爱联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鉴于印度尼西亚言语展开很快，着眼于两国联系未来展开的需求，咱们持续编写更大、更全、更新的词典。通过数年斗争，一部簇新的、大型的《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大词典》总算于2000年在雅加达出书，并重行了盛大的首发式，印度尼西亚教育部部长和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都拨冗到会并宣布了热情洋溢的说话。这部大词典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异效果一等奖。
在这期间，我与马来西亚的学术沟通也增多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言语文明上是同一源流。1992年，我第一次被约请参与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马来言语世界研讨会，并被指定为大会陈述人之一。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学术论坛上。我用马来语所作的学术陈述“我国的马来言语教育与研讨”，第一次说明马来言语在中马沟通史上所起的效果。1994年，我被马来最高学府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延聘为客座教授，要我在该校用马来语举行讲座，专门讲有关中马文明沟通的前史，并约请我用马来文写成一部专著，即《光芒的前史华章——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明朝的联系》。这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用马来文写的有关中马言语文明沟通史的学术专著，因为引用了许多在马来学术界还不为人知的我国史料，遭到马来西亚学术界的高度注重并深得好评。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讲学和学术沟通活动只为了一个意图，那便是以前史事实为根据，科学地说明中马友爱联系的源流，借以消除“我国要挟论”的影响，以便增进两国公民的互相了解，加深互相的友谊和信赖。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的学术活动取得了必定效果，2004年10月在北京庆祝我国—马来西亚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马来西亚辅弼巴达维亲身给我颁布了“马来西亚—我国友爱人物荣誉奖”，以赞誉我在言语、文学、文明沟通中所作出的奉献。
进入21世纪，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但赤子之心未变，仍想为促进我国与印尼的友爱联系和文明沟通持续发挥余热。其间，我编译了汉语—印度尼西亚语对照的《唐诗一百首》，于2005年8月在雅加达出书。接着，我持续编译了《宋词一百首》。能把我国古典诗篇的两大顶峰——唐诗和宋词从原文直接翻译成印尼文介绍给印尼广阔读者乃是我平生之夙愿。因为我在翻译作业上做出的成果，我国翻译协会特颁布我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我为促进我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友爱联系和文明沟通做了自己量力而行的作业。2006年8月17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国庆61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苏特拉查特别给我颁布了“奉献奖”，赞誉我为促进我国—印度尼西亚文明沟通所作的奉献。北大新闻网还为此宣布了专访报导，说我是“架起文明桥梁的民间大使”。
2006年，印尼大使向梁立基颁布“奉献奖”奖状，右三为梁立基
这些年我虽已退休在家，却仍在持续进行科研，会集精力收集我国十分丰富的史料用于研讨我国和印度尼西亚走向战略伙伴联系的整个前史进程，并持续活跃参与国内外举行的有关学术研讨会，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为了让印度尼西亚学者和广阔读者能更直接地了解我国—印度尼西亚联系展开的整个前史进程，我会集全力，用印度尼西亚文撰写了一部专著《我国—印度尼西亚从朝贡联系到战略伙伴联系2000年的前史进程》，并于2012年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出书，遭到各界的注重。
现在我已入耄耋之年，不敢喊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样的慷慨激昂，但却想起苏轼在《浣溪沙》里说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青丝唱黄鸡。”在阅历了弯曲绵长的路途之后，现在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已树立全面战略伙伴联系，尤其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议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明、教育等范畴的全面协作越来越严密和广泛。我这个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老归国华裔，除了感到欢欣鼓动之外，更多了一份前史的使命感。只需一息尚存，我就会持续为促进我国—印度尼西亚全面战略伙伴联系深化展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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